与神山对话 • 喜马拉雅随笔之三 | 龙安志 | 探索出版社

16 Oct 与神山对话 • 喜马拉雅随笔之三

Posted at 20:36h in 中国, 佛教, 旅行与探险, 西藏, 龙安志 by 探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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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会使一座山变得神圣？

为了寻找神秘的香格里拉，作家兼电影摄制者龙安志踏上了中国云南的茶马古道，途中穿越昆明、大理、丽江、泸沽、中甸和卡瓦格博(现被人们称为梅里雪山——译者注)。在那些已发展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的城市里，他了解了日渐衰微的少数民族文化（如白族、傣族、彝族、纳西族里的摩梭人），遇到了许多为保留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和特质而与现代化发展的冲击进行抗争的人，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他们与他一起分享屹立在“云之南” 这块土地上的神山的故事。对居住在云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来说，这些神山是多么的神圣啊！
跟随龙安志旅行，你可以认识到，只有与神山对话才能真正发现它们的神圣所在。

前言

在中国生活了20年并当过律师和投资顾问，这使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国家如何从完全以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为支撑转变成自由市场式的经营者的乐园。在10年间，西方品牌逐渐充斥着首都，物质主义逐渐取代了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位置。有人将此称为发展的等价交换。身陷北京拥堵的交通中，我渐渐萌生疑惑。

我想知道，多年后这种情形会走向何方？面对社会面貌的巨大变革，中国能在时钟的摆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吗？意识到中国的社会“板块”正濒临漂移，我决定查明真相。

当中国的一些人正被拜金主义所迷惑时，一小部分人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乍看起来，人们可能无法发现在艺术家、环境保护者、摇滚歌手和时尚设计师之间会有什么相同点。但是，想一下那些在云南和西藏创办工作室的艺术家们，想一下昆明那家致力于保留传统歌舞的少数民族舞蹈室，再想一下为游牧民创办互联网学校的僧侣们及从广州和北京来到中国西部的徒步旅行者吧！只要再看上他们一眼，或许你就能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

在这些不同的群体中，我发现有几条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线。首先，他们都向着云南和西藏这样的西部地区行进，这代表着对物质主义的一种逃避；其次，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性，寻找一种独立的、非西方化的特性；第三，他们绝对注重环境保护和文化保存；第四，佛教的价值正在复苏并且迅速传播。

2002年，我突然结束了在北京的法律和投资顾问的工作，成为一名独立的媒体制片人，开始制作多媒体作品《寻找香格里拉》，在许多人眼中这是疯狂的举动。当时，中国著名的音乐人三宝（蒙古族）也加入其中。对他而言，这个计划是对他的“根”的再发现。

尽管我们是在寻找香格里拉这个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传说中的“王国”（据说在中国西部的某地），但实际上，这种探索旨在通过写作和电影的形式，揭示并记录中国新的反文化运动。这场运动集中在昆明、大理、丽江和拉萨，这些城市正迅速地成为弥散着20世纪60年代忧郁气氛的艺术汇聚地。

2003年至2005年，我在中国的西部旅游、摄影和写作。我们从拍摄丽江举行的一场摇滚音乐会开始。现在，我们正着手主办一年一度的世界民族电影节。北京的艺术家们正在奔往大理这块艺术家的聚居地。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由艺术家转为佛教徒的人，他曾在洱海湖畔建造了一个玻璃屋，以便临水禅修。

为了与中甸的大开发者进行抗争，环保积极分子们已在那里（世界上200个未遭污染的生物多样带之一）建立了生态旅游的饭店。那里的党支书（藏族）颁布了禁令，禁止公众使用塑料袋。

少数民族的声音无处不在，已经融入到以朱哲琴为领军人物的中国新世纪的流行运动中。少数民族服饰，这个中国最新的社会时尚作品亦是如此。在这片区域内随处可见规模较小、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创意。

三个独特的个体深深激励了我，我是在寻找香格里拉的途中得知他们的故事的。

第一个故事讲述了藏族画家昂桑。他在拉萨创建了一个艺术社，利用所有闲暇时间为一家藏族残疾人工厂设计藏族服装和艺术图案。工厂是一名僧人开办的。为了保持传统，工厂只生产藏族工艺品。工厂不仅维持着50名残疾工人的生计，还供养着100名孤儿（他们中有许多是残疾人）。这位僧人既是工厂的厂长，也是这些孩子们的父亲。

工厂艰难创业了几年，在2003年“非典”爆发之时，意外地赚得一大笔钱。当时，很多大城市如北京和广州的人都遭受了“非典”的打击，人们纷纷抢购藏香，认为藏香可以祛除细菌和疾病。后来，藏族朋友指出，中国的大城市遭受“非典”最为严重，而西藏、青海和云南地区甚至没有发生过一起病例。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吉美坚赞喇嘛。他在青海省偏僻的山区开办了一家奶酪厂，他通过每天收购牦牛奶使当地牧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以此鼓励了他们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牦牛奶酪的收入被用于修建学校，从而使牧民子女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并能24小时地使用互联网。

第三个故事尤为令我感动。杨丽萍（白族）是中国最著名的舞蹈家，她放弃了在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舒适的生活，返回云南，在昆明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她深入云南腹地，发现在那些原生态的村寨里歌舞仍是人们交际不可或缺的部分。杨丽萍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几年之后，原生态的事物都将消失。正是这一点促使她将云南偏僻村寨里的年轻人招收到她在昆明的工作室，用视频录下他们的歌舞，精心编排，进行演出，以使传统歌舞存活下来。目前，杨丽萍生活简朴，她的工作室靠零星捐款和个人积蓄供养着80个少数民族的孩子。这表现出这位名人为保存本民族的特性所做出的痛苦而有力的承诺。

这些创意并没有得到政府财政上的支持。少数人正推动着这一运动，他们努力要做的是说服并吸引有良知的知识青年参与其中。尽管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些行动正迅速地变成一种趋势，具有促成另一场价值观运动的潜力。

但是，这并不是一场对立性的运动。中国迥然不同的“选择性全球价值”群体对小而有意义的基层创新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组织那样对其进行攻击（这些组织常被视为是清除民族特质和文化个性的）。

2003年，当我跋涉在云南茶马古道继续寻找香格里拉的时候，我目睹了来自上海和广州的年轻的徒步旅行者是如何挑战传统价值观（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西方的“用户至上”主义）的。在寻找西藏高原源头的途中，很多人成了佛教徒。我渐渐弄清楚了藏传佛教是如何在中国传播并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扎根的。在宗教哲学中，“革命”不一定意味着用暴力实现社会政治变革，而是通过一种循环来完成，通过一种自身的转变。可能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一切吧！